是去年夏天吧，我突然收到法国格拉塞出版社版权部Maylis的邮件，通知我，要我们务必请正在翻译小说《十月的孩子》的余中先先生把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名字改成作者另外虚构的名字。因为“小说作者菲利普·贝松先生和格拉塞出版社因为这本书惹上了官司，成了被告。”我吓了一跳，赶紧把信转发给余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儿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一九八四年十月，在法国东北部偏僻的孚日山区，发生了一桩蹊跷的幼童谋杀案，四岁的小男孩格雷高里被人手脚捆绑，残忍地投进冰冷的河里。孩子的母亲“瓦莱丽”才二十三岁，父亲“皮埃尔·贝尔泰”二十五岁。（我在这里依然只用化名）
在封闭的山镇，这对小夫妻二十岁不到就结了婚，并且，打破山村保守压抑的气氛，我行我素，到国外旅游度假，买光鲜的汽车，还自己盖了房子，幸福快乐得令人嫉妒。是的，也许就是这种嫉妒，导致了这出持续多年的悲剧。
早在三年前的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凌晨，家里装了电话不久的瓦莱丽就被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里没有说话声。挂掉，过了几分钟，又响起来。此后的三年，这只讨厌的“乌鸦”就以这种方式和写信的方式，折磨、骚扰这个可怜的小家庭。直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晚上，格雷高里的尸体在河中浮起。
由于警方和司法机构的无能，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更由于当地人们的嫉妒和冷漠，案件迟迟不能侦破，甚至，连孩子的生身母亲瓦莱丽还一度被警方怀疑为谋杀者，无辜入狱。其间，孩子的父亲皮埃尔愤而杀死了嫌疑人贝尔纳·拉罗什，不得不锒铛入狱。而格雷高里事件历经十多年的审理，主审法官换了三人（从第二位法官莫里斯·西蒙到第三位法官马丁，卷宗的厚度从一万七千页，增加到了三万五千多页），其真相依然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这件悬案始终未能侦破，法律上的诉讼也不了了之。
一九九三年，皮埃尔走出监狱，成了自由人。但凶手至今依然不知是谁。
这起被称为“Affaire Grégory ”、持续了二十年的刑事案件和司法诉讼，曾经是震动法国各界，也令人十分困惑的事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一九八五年的《解放报》上就评论道：“这一罪行是无法探测的。往往就在你认为能找到它的地方，你就看不到它了，当你接近它时，它就消失了。离得很近时，它就只剩下了天真无辜的畸形。在这一罪行中，你可以一直进入到恶的最内层。”
照理说，山区小镇的人口并不多，皮埃尔和瓦莱丽的社会关系也不复杂，要查出“乌鸦”是谁，应该不是难事。此案之所以无法破解，也许只能归咎于司法、执法体系的低效和无能。二零零四年，巴黎上诉法院才判决，由国家赔偿三万五千欧元给贝尔泰夫妇，补偿他们在司法审理中遭到的“国家公共司法机关的失职”。法庭认为，小男孩的父母“亲身遭受了一种损害”，没能享用“种种机会来了解鉴于儿子之死而导致的他们在司法上的有利地位”。
二零零六年，曾经当过律师和社会法教师的作家菲利普·贝松(Philip Besson)将这起真实事件改编成小说，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和瓦莱丽的第一人称叙述交替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刚以客观叙述的方式讲了一段事件的进展，马上跟着一段瓦莱丽的自述，令读者刚开始怀疑凶手可能是瓦莱丽，马上又因为瓦莱丽主观的、心碎的叙述而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并且为她产生深深的同情。实际上，作者的立场十分明确，就是站在瓦莱丽，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讲述。
菲利普·贝松在二零零六年四月的小说初版中，使用了真实人物的姓名。没想到，此举为自己和出版社招来了官司，而起诉者，正是瓦莱丽和皮埃尔，起诉的罪名是损害私生活和诽谤。
就在我去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前，突然在网上看到此案宣判的消息。9月19日，巴黎大审法院一审判决，菲利普·贝松和格拉塞出版社败诉，要向维勒曼（Villemin）夫妇（即瓦莱丽和皮埃尔）支付4万欧元损害赔偿金。
在法兰克福见到Maylis，我说起这件事情，她耸耸肩，也显得颇为无奈。我虽然不太明白瓦莱丽和皮埃尔为何要起诉一个立场完全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小说家，但又想想，也许，这二十年来，这个案件困扰他们的时间太久太久，他们只要过自己新的生活，而不愿意别人再来揭开他们的伤疤。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因为我在最初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起了中国的司法制度，传媒环境和社会现实，想起了两三年前的黄静案，以及许多曾经轰动全国，但似乎已被迅速遗忘的社会大案。我希望每一个人看到这本书，也想一想。
最后说一下封面。
封面中的这幅图片是设计师颜禾小姐在网上选中后，我再辗转查到摄影者、波兰业余摄影师Izabela Urbaniak的联系方式后，与她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她的授权。十分遗憾，由于Izabela屡次无法通过邮件把高像素原始图片发给我，而我又急着出书，因而，等到她想到用Picasa把图片传过来，已然来不及了。所以《十月的孩子》初版上的图片颗粒有点粗。希望这本书能够重印吧，我可以把清晰的图片用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