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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于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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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于丹现象的网络大战狼烟四起。
十博士和其他一些学院派人士以学术的标准来看于丹、要求于丹，称其为“学术超女”“文化奶妈”，攻击其所讲《论语》为“心灵鸡汤版《论语》”；而于丹的“粉丝”或同情者、理解者则认为，于丹解读经典的方式通俗易懂，切合现实，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这必然也意味着被市场认可和巨额的经济收入）。后一种意见可以粗俗地概括为数量（接受者的数量和版税的数量）就是硬道理！但是说实在的，笔者见到的这些评论大多是泄愤之作，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基本上都属于“心灵鸡汤”式批评。 其实，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看，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种争夺文化资本的斗争。
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也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家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the winner loses）逻辑或“颠倒的经济”（reversed economy）。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相对分离以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特点是高度专门化，参与者的努力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场域可以称为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场域；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两个文化生产场之间为争夺文化资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和批判，认为这些所谓的学术明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其实，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人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的冲突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是他们的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在同行中输了。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当然，说于丹、易中天在学术同行中“输”了，只是从学术标准看的，也有不少学者对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方式进行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集中在把经典大众化方面，几乎没有人认为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方面，杨念群的见解是比较典型的。他认为：“于丹现象是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这里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方面对于丹的成名显得很宽容，但是另一方面却坚决地把她纳入“时尚文化”、“心灵鸡汤”的行列。他还比较说，“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李泽厚的立场与此非常相似，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我支持于丹。”并且认为于丹类似于“布道”的工作，是一个“布道者”，具有西方的布道者一样的功能：稳定社会、慰安人际，安贫乐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于丹不是专家，“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更有意思的是，当记者问李泽厚是否想过作一个“布道者”的时候，他显得急于要和“布道者”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他接着还说：“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想王国维，他也会不情愿自己的书一下子就能卖250万吧。”可见，李泽厚很明确地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不但不是专业成功的标志，而且恰恰是失败的标志。可见他宽容于丹的前提是：我不是于丹！如果我也像于丹那样在市场上大获全胜，就意味着我在同行中的彻底失败！（《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3日）
这又一次印证了“赢者输”的逻辑：李泽厚先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对于于丹的宽容有一个前提：于丹不是学者，而我是学者。换言之，于丹的赢是一个文化普及者在一个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的赢，是市场上的赢，对我并不构成威胁。这表明，一个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简单说就是专家组成的同行学术界）越是有地位、有名望、有自信的学者，对于于丹就会越宽容。这就难怪许多支持或者理解于丹的人，恰恰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任继愈先生等等），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大力肯定于丹的“普及工作”，却很少提及同行中新锐们的创新成果。
在我看来赢者输是很正常的现象。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场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场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而文化市场场的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在解放后屡次发生的文化学术运动中（比如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评《水浒》等等），“红色专家”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既是最最“学术”的，同时也是最最流行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场域统统都没有独立，它们全都一统在极权政治的天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的灾难。
